【面面观·新媒介与文艺经典化】?

　　作者：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通常认为，“文学性”是衡量文学经典的首要前提，然而，众多因素的卷入以至于“文学性”时常成为伸缩不定甚至充满争议的标准

　　●?网络文学“经典化”将会面临两种不同的倾向：要么按照既定的“文学性”标准衡量网络文学的成败，要么试图论证另一个开创性的问题——网络文学正在造就另一种成熟的“文学性”

　　●?网络文学形成的“文学社区”解构了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生产体系，解构了作家的个性、风格、独树一帜的原创以及版权等“文学性”背后众多不言而喻的认知与约定

　　●?“爽”感与其说带来某种“人生”的感悟，不如说是一种娱乐。如同一局象棋或者一盘电子游戏，网络文学不惮于坦陈娱乐即主题

　　在中国作协举办的2024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现场，展示了网络文学精品之作。资料图片

　　“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命题既令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三十年左右的时间，网络文学横空出世，迅速进入“野蛮生长”阶段；网络文学的草根气息与勃然生机对于传统的文化秩序形成巨大的冲击。“经典化”的重提仿佛表明，网络文学开始返回正统。“经典化”不仅意味着谋求正典的荣誉，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力图被纳入文化体系的新陈代谢机制，按部就班地完成文学的等级鉴定与座次排列，并且以功成名就的形式为文学经典谱系添砖加瓦。文学史事实证明，只有少数作品可能赢得美学竞争，充当文学经典的候选对象。文学经典作为楷模担任文学课堂的教材，提供文学的范式与圭臬，甚至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名垂史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有文学经典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等先贤对于文学经典的重视源远流长。网络文学是不是已经拥有当选经典的资格？对于文学研究说来，这个问题开始进入议事日程。

　　然而，文学经典的形成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拔赛，而是包含极为复杂的运作。完成的作品构成一个不变的数值，文学经典的称号来自作品外部的纷杂评价。通常认为，“文学性”是衡量文学经典的首要前提。然而，从各种审美趣味、民族文化传统到意识形态以及不同层面的权力机构和利益团体，众多因素的卷入以至于“文学性”时常成为伸缩不定甚至充满争议的标准。文学经典的遴选不存在固定的跑道和统一的终点线。从屈原的《离骚》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人们无法从现存的众多文学经典搜索到一个不容置疑的公约数。换言之，这些作品成为文学经典的理由各不相同。

　　当然，每一部文学经典的遴选无不发生于既定时代的文化场域，特殊的历史烙印转换为文学性的标准指导文学经典的认定；时代的剧烈变化往往带来经典名单的剧烈震荡。“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经典的调整、修订与补充恰恰是另一个时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传统的文学性标准并不会彻底熄灭，而是积淀于人们的意识深部，产生潜移默化的效用。这种状况形成了文学经典内部新与旧的相互衡量。正如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之中所言，新的文学经典加入之后，所有文学经典的关系、比例以及价值无不随之出现或大或小的改变。对于网络文学说来，“经典化”并非套入一个现成的计算公式，获得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而是投身众多因素的博弈，证明在“文学性”的意义上增添了什么，或者证明是否带来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性”。

　　按照公认的文学史观念，人们通常将晚清之前的中国文学称之为“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代表了另一个文学阶段的肇始。无论是文学的主题、文学的表述形式还是审美趣味，“文学性”的标准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这些标准逐渐汇聚为文学经典的遴选依据。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否面临同一张试卷？正如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网络文学的某些方面正在显现出奇异的特殊性质，以至于开始动摇“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性”标准。“日更机制”主导的作品发表、每日平均5000字左右的产量、一部作品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字的篇幅，这些网络小说来自另一种文学生产机制，依赖另一种编辑与阅读方式。很大程度上，上述特征是互联网传播体系的产物，与传统的纸质文学迥然相异。无论是玄幻、穿越、武侠还是悬疑、科幻、架空，网络文学的类型及其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与上述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网络文学“经典化”将会面临两种不同的倾向：要么按照既定的“文学性”标准衡量网络文学的成败，要么试图论证另一个开创性的问题——网络文学正在造就另一种成熟的“文学性”，纸质的文学经典遴选依据已经落伍。

　　考察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学差别的时候，许多人描述了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发生的重大改变：作者与读者的紧密互动立竿见影地投射到文本的续写之中，决定情节发展的延伸方向。很大程度上，读者积极参与文本构造，网络文学来自作者与读者共同生产。黎杨全将这种状况称为“文学社区”：“网络文学的作品与互动并不是机械叠加在一起，而是在交互机制的作用下融为一体，不再是文本内部线性叙事的纵向结构，而是作品中不断切割的剧情与随时嵌入的交互活动的横向连接，整体上呈现出从叙事文化向数据库文化转型的趋势。与此同时，交互也内化于文本中，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故事外的超叙事视野（场外的读者），这会改变文本内部构造，生成了故事内外连接的跨次元效果。也就是说，交互性内嵌于网络文学，而不只是一种外部构件。”“文学社区”不再遵从“作品中心主义”，而是在源源不断地跟帖、评论之中形成持续扩张的超文本运动。许多人将这种状况视为文化民主的标本，未曾意识到来自纸质文学的“文学性”遭受多大程度的冲击。围绕“文学性”产生的观念分歧解决之前，所谓的“经典化”几乎无望达成共识。

　　如果说，古代作家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显现出一种积极的文学主张，那么，现代作家逐渐将这些文学主张概括成“为人生”的文学。尽管“为人生”的具体内涵解释不一，但是，文学通常被视为严肃的人生探索与历史探索。一批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殚精竭虑地想象社会历史赋予主人公的各种命运，再现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民俗、器物、风情；一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对于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深感震惊，力图从种种历史碎片之中捕捉内心的紊流。对于这些作家说来，“个性”与“风格”是文学成就的组成部分。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与茅盾的《子夜》或者老舍的《骆驼祥子》题材不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与卡夫卡的《城堡》、萨特的《恶心》视角相异，但是，每一部作品无不凝聚作家独一无二的观察、探索、思考与表述形式。

　　如果说，人类早期的神话、史诗乃至说书所依据的话本可能来自集体作者的合作，那么，现代社会已经公认作家的个体身份。这个意义上，纸质文学的特征不仅是“作品中心主义”，而且是“作家中心主义”。作家的个体承担呕心沥血的写作煎熬，同时接受“文学创造”所赢得的种种社会荣誉。围绕版权的种种司法规定表明，作家的个体身份已经获得法律层面的认可。多数作家十分关注自己的作品产生哪些反响，但是，读者舆论的意义毋宁是未来的思想养分，而不是立即演变为既定作品的修正方案。许多时候，作家倾向于保留自己的意见，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迎合读者。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取决于作家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作家通常被视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先锋，他们拥有开阔的视野、深邃的洞察力以及出众的叙事、抒情才能。术业有专攻，这些才能是从事专业文学写作的前提，犹如计算机专家、工程师、经济学家或者律师必须在专业领域具有超出大众的独特积累。这时人们可以看出，网络文学形成的“文学社区”解构了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生产体系，解构了作家的个性、风格、独树一帜的原创以及版权等“文学性”背后众多不言而喻的认知与约定。

　　“文学社区”放弃了作家精英主义的定位，开始向读者让渡安排作品主人公命运以及故事情节的权利。作家不再固执地认为，主人公不得不离婚或者自杀，留下一个令人悲伤的结局；他们收到了读者玩笑式的通知：请安排男一号与女二号结婚，那个獐头鼠目的男三号必须死得很惨——否则我们就下线，不看你的小说了。作家谦逊地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设计出一个皆大欢喜的情节路线：吉人天相，有情人终成眷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惊险万状，平安着陆；如何制造“爽”的效果，这是网络文学对于“文学性”的新型要求。“文学社区”重要意义是，保证读者看到的恰恰是他们想看的内容。然而，如果改换一种理论表述，这些作品不正是传说之中的“信息茧房”吗？

　　网络文学的生产速度及其产量对于纸质文学的“文学性”形成另一个挑战。无论是“推敲”的典故、“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轶事，还是曹雪芹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福楼拜的字斟句酌、切磋琢磨，文学叙事的精益求精是纸质文学的一个悠久传统。因此，网络文学日均5000字的写作速度令人吃惊。对于报刊杂志、出版社等印刷文化的派驻机构说来，这种写作速度必将造成产能过剩；只有漫无边际的互联网空间才可能容纳如此汹涌的文字洪流。人们无法相信，这一代网络作家的平均才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飞跃，以至于可以碾压诸多文学前辈。一目十行的阅读仅仅需要粗率的文字吗？这个原因或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写作姿态隐藏的事实：作家开始退出人性、命运、社会历史乃至文学形式深思熟虑的探索，叙事按照另一种熟悉的逻辑疾速滑行。相对于复杂微妙的人性、变幻莫测的命运以及宏大的历史潮流，这种熟悉的逻辑可以称之为“欲望的逻辑”。现实的匮乏形成的期待造就欲望，“天遂人意”的情节设计犹如欲望的象征性满足。抵达满足的彼岸之前，一波三折与欲擒故纵是积蓄“爽”感的重要策略。掌握“欲望的逻辑”基本节奏之后，下笔千言很快成为一种得心应手的操作。“爽”感与其说带来某种“人生”的感悟，不如说是一种娱乐。如同一局象棋或者一盘电子游戏，网络文学不惮于坦陈娱乐即主题。

　　当然，文学研究没有理由以不屑的口吻陈述这些事实。网络文学的拥趸如此之多，这个火爆的事实是否存在某些尚未获得深入考虑的内涵？文学史上的一些通俗作品光荣晋升为文学经典，“寓教于乐”的某些秘密是否尚未破译？相对于“为人生”的文学观念，游戏式的娱乐为什么不能占有一席之地？大众分别置身于不同的岗位从事种种劳动生产，休息之际纵容自己的欲望驰骋于手机或者电脑的屏幕，难道这不是一种合理的诉求吗？然而，娱乐的“经典化”曾经遭受重大挫折。“五四”新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侦探、武侠、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并未消失，相反，这些作品获得了大众的热捧。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鲁迅母亲鲁瑞对于儿子的作品不感兴趣，她喜欢的是张恨水的小说。可是，鲁迅等“五四”新文学主将击败了张恨水们而登上文学经典的颁奖台，大众的审美趣味以及市场利润并未产生决定性作用。尽管如此，遗留的问题并未解决，一百年之后的网络文学再度打开尘封多时的争论：“经典化”要不要将娱乐纳入考虑的范围？至少在目前，观念的澄清远比讨论作品的入选名单更为迫切。

　　《光明日报》（2025-08-03?09版）